中国汉传佛教素食传统形成的原因

　　一

　　我们首先可以从中国佛教经籍的内在要求入手来探讨中国汉传佛教素食的理论依据。素食的要求在佛教经籍中较为多见，概括来说，可以归结为戒杀原则、慈悲理念、修行目的、轮回学说等四个方面。

　　1、戒杀原则。这是中国汉传佛教素食主义的首要依据。戒杀与素食密切相关，因为食肉间接上是导致杀业存在的原因。对于二者的关系，佛教经文中有表述，《入楞伽经》卷八说：“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无有人杀害众生。由人食肉若无可食处处求实，为财利者杀以贩卖，为买者杀。是故买者与杀无异。”卷六说：“凡杀生者多为人食，人若不食，亦无杀事，是故食肉与杀同罪。”由此，中国汉传佛教认为，食肉就是间接杀生，只有实行素食才是唯一戒杀办法，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实践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产生的。可以说，戒杀原则是素食的直接理论依据，素食则是落实戒杀原则的一个有力保证。

　　2、慈悲理念。《大般涅槃经》中有一段佛陀阐述素食出于慈悲心的话：“佛言：善男子，言我想者。谓于众生，生大悲心，无杀害想，谓阿罗汉平等之心，勿谓世尊无有因缘而逆说也。昔日于此王舍城中有大猎师，多杀群鹿请我食肉，我于是时虽受彼请，于诸众生，生慈悲心。”以慈悲为怀的大乘佛教经籍明文指出不得食一切众生肉，因此中国汉传佛教从慈悲理念出发，力倡不杀生、不伤害人生，进而禁绝肉食。《大般涅槃经》中说：“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一切众生闻其肉气悉生恐怖。”意思是说，为了不致人生闻到食肉之人的气味而感到害怕，因此要求佛家弟子实行素食。中国汉传佛教在同情、关怀和怜悯人生的慈悲理念方面，可谓用心良苦。

　　3、修行目的。中国汉传佛教认为，食肉的人会断灭慈悲心，这与佛教培养修习慈悲心的目的格格不入。由于“凡是肉食，于出家人悉是不净”是佛教大忌，因而食物无法达到佛教涅槃的修行境界，不能修成正果。《入楞伽经》卷八就是较为明确地阐述了食肉断大慈种的原因：“断我法轮绝灭圣种，一切皆由食肉者过。是故大慧，我弟子者，为护恶人毁谤三宝，乃至不应生念肉想，何况食肉。”意思是说，即使产生了食肉的念头也于慈悲修行不利，更何况食肉？这种修行观念极大地强化了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实践。

　　4、轮回学说。中国汉传佛教还从“生死轮回”上阐明了素食的理由。如《楞严经》卷四说：“以人食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类，死死生生互来相啖，恶业俱生穷未来际。”而《入楞伽经》卷八中，详细地谈到众生生生死死，轮转不息，曾经都是父母兄弟，男女眷属，乃至朋友亲戚，不能忍心取食之。轮回学说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主张。

　　二

　　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就存在素食文化，这种素食文化对中国汉传佛教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素食传统来自于很早就出现的“养、助、益、充”的饮食观念，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这在中国著名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有详细记载。

　　此后，受老庄清静无为哲学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隐逸的文人，他们崇尚自然，认为吃肉使人气浊，而吃素使人气清，因而极力奉行素食。不过，隐逸文人的素食风气，对中国民间的影响相对较小，真正对中国素食传统形成巨大影响的，是道教文化。

　　道教倡导戒杀和素食，其戒条在道教经典是比比皆是，如《太上老君戒经》说：“一切人生，含气以上翔飞蠕动之类皆不得杀......杀害众生利养身口（杀生治病为养身，宰害供厨为利口也），如此等辈见（现）生受业永坠诸苦。”梁武帝在《断酒肉文》中也说，佛教僧侣饮酒食肉的作风，不仅有悖于佛教教旨教义，而且在这方面与其他出家人（外道）相比甚为汗颜，其行甚至不如在家人。梁武帝在文中列举了“九不及外道”和“九不及居家人”，虽然并没有指明是何教派，但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可以推测出这应该就是指道教。因为在南北朝时期，与佛教竞争最激烈的宗教就是道教，梁武帝在皈依佛教之前，曾经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和当时的道教名流常相往来。

　　道教断肉断荤的主张，与汉传佛教禁断荤腥戒，不但内容相同，其用心与目的也非常近似。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中国汉传佛教的禁荤腥戒，应该和这种道教传统（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传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外在力量促动，即历代帝王对素食的极力推行。这里主要介绍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和北齐文宣帝发起的大规模戒杀、断肉、食素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中国汉传佛教素食戒律的形成影响最大的事件首推梁武帝下令禁断酒肉。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虔诚佛教徒，中国汉传佛教的僧伽之所以全面素食，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汉传佛教特色的素食传统，学界大体都认为是梁武帝要求佛教僧团“禁断酒肉”事件所促成，其标志即公元511年他亲撰旨在推动佛教僧团禁断肉食的《断酒肉文》。

　　据该文记载，梁武帝为推动禁断酒肉，曾亲自主持了两次法会，颁布了五道敕文。他在《断酒肉文》中引用了各种佛教经论，其中最主要的是《大般涅槃经》，以说明禁断酒肉的理由。他认为在中国汉传佛教经籍中既然已经规定不得食肉，但是出家人却仍有饮酒食肉的习惯，这与经籍中的素食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且就当时的民间信仰而言，在祭祀中也已经开始采用素食供品，这都使身为虔诚佛教徒的梁武帝下定决心开展断酒肉运动。然而梁武商禁断酒的主张，也有僧伽质颖，认为禁断酒肉一说并没有戒律上的依据，仅仅只是经籍要求如此。《广弘明集》中记载：“僧道：律中无有断肉法，又无忏悔食肉法。诸律师从来作若为开导，使人致有此疑。”为彻底解决经籍中有断肉一说而戒律中却无此规定的问题，梁武帝以含有禁断酒肉规定的大乘律典---《梵网经》中的菩萨戒为根据，于天监十八年(520)敕写了《出家人受菩萨戒法》，从而明确了禁断酒肉的戒律来源。随着《梵网经》菩萨戒法的风行，梁武帝也就成功地推动了禁断酒肉的素食运动。

　　与梁武帝差不多同时代的北齐文宣帝也曾经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戒杀断肉的素食运动。公元550年，北齐高氏政权建立，当时佛教的发展非常迅速，有“中兴”之誉。据《续高僧传》卷十载：“属高齐之盛，佛教中兴。都下大寺，略记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故宇内英杰咸归厥邦。”北齐皇帝对佛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礼敬僧人、奖励设经、建立塔寺、广造佛像、刻凿经典。天保二年（551），文宣帝为报佛恩，下诏放生、造塔、建寺：“仰惟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鹫鸟伤生之类，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营宝塔　，废鹰师曹为报德寺。”（《续高僧传》卷八）后又在全国推行戒杀、断酒、禁肉：“断酒禁肉，放舍鹰鹞，去官畋渔，郁成仁国。又断天下屠杀。越六年，三敕民斋戒，官园私菜荤辛悉除。”（《续高僧传》卷十六）此后三年，文宣帝又连续三次下诏戒杀蔬食，其心之诚，可见一斑。（《北齐书.文宣帝本纪》）

　　而他当时推行的断肉素食运动的理论依据也直接取源于《大般涅槃经》中“食肉断慈悲种”的思想。北齐的放生、戒杀、断肉、食素运动可谓规模空前、影响深远。只是因为北齐继承的是少数民族的鲜卑族政权，在当时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下，不仅见诸于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就是在对后世的影响方面，也远不及梁武帝的素食运动，以致鲜少有人知道这么一段历史。可以说，梁与北齐一南一北，共同促进了中国汉传佛教僧人特有地的素食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后中国一千多年的佛教文化。